2021/11/25 玉雕大师艺术网 作者：单存德
苏州玉雕上下五千年，是中国玉雕的杰出代表。从良渚文化起至春秋战国，历秦汉、唐宋至明清，苏州玉雕一以贯之，世代相承，以其鲜明的地域特色和独特的艺术风格独树一帜，世称苏作玉雕。
以太湖为中心的苏州地区是中国玉器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如果从吴江出土的崧泽文化时期的玉器算起，已有近六千年历史，如果从吴县草鞋山、张陵山遗址出土的玉琮、玉璧等良渚文化玉器看，实证了太湖流域在五千年之前的玉器就不同凡响。良渚人以玉为礼器，创造了我国新石器时期江南最灿烂的玉器文化，玉琮、玉钺等玉器，成为中国史前玉器的象征。
吴县草鞋山出土玉琮（良渚文化）
吴县草鞋山出土玉璧（良渚文化）
春秋时期，吴国建都苏城，王宫贵族对玉器等高档用品的需求刺激了生产。原吴县西部山区发现的严山窖藏、真山大墓出土的玉器，如玉覆面、珠襦、玉甲、玉阳具饰组成的玉敛葬已是汉代玉衣的雏形。虽然玉覆面在西周晋侯墓地中已有发现，但春秋晚期吴晋联盟，吴人吸收中原及其它地区文化精华，融入到自己的传统文化中，使作品主题得到了升华。其中鹦鹉首拱玉饰和双系拱起脊玉饰是最具代表性的玉器之一，显现出古时苏州玉器制作的精湛及其文化底色。
战国至汉代是中国玉器史上的巅峰期，虽然鲜有苏州地域制玉的记载，但是从吴地天宝墩汉墓出土的汉代玉璧、玉饰、玉带钩看，其技艺水平同样不低。
唐、五代时期，苏州已有琢玉工坊和知名艺人，吴地出土的五代鎏金玉饰、玉佩、玉坠、玉璜等即是明证。五代吴越，苏州玉工增多，范成大《吴郡志》卷四十三记载：“颜规者，本吴郡玉工，广陵郡王钱元璙常令于便厅解玉。”随着商品经济和社会文化的全面发展，苏州使用玉器逐渐普及，从官府到文人及各方社会力量纷纷参与或介入，玉器在宫廷和官宦中也逐步得到运用。
宋代时期的苏作玉雕领先于全国。随着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玉器开始商品化，民间用玉逐渐增多。自宋代始，苏州先于全国其他地区出现了手工业资本主义的萌芽，商品经济活跃。至北宋后期，苏州的制玉已具有全国范围的影响力。宋应星编著的《天工开物》有一幅琢玉图，这是至今见到的最早、最形象的苏州加工玉器的图像。从这幅图像可以推测，最早的琢玉车床出自宋代时期的苏州。
《天工开物》中的琢玉图
明清时期的苏作玉雕独领风骚。
明代中叶以后，苏州从江南工商重镇一跃而为东南乃至全国经济文化中心，从官宦富豪、文人墨客到市民阶层无不以时尚为追求。
明王士性《广志绎》卷二说：“姑苏人聪慧好古，亦善仿古法为之，书画之临摹，鼎彝之冶淬，能令真赝不辨。又善操海内上下进退之权，苏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而雅之；俗者，则随而俗之。其赏识品第本精，故物莫能违。又如斋头清玩、几案、床榻，近皆以紫檀、花梨为尚，尚古朴不尚雕镂，即物有雕镂，亦皆商、周、秦、汉之式，海内僻远皆效尤之。”其时，以玉器为代表的高档消费品市场也极度兴盛，宋应星《天工开物》所说“良玉虽集京师，工巧则推苏郡。”即是当时的实况。宋应星是江西人，生卒于明末清初，他的大部分活动地点在江南，“良玉虽集京师”是他听说的，“工巧则推苏郡”则是他看到的。
（明）“金蝉叶形玉饰”（吴县五峰山明慕出土）
陆子冈是明末苏州玉雕的杰出代表，他是中国玉雕史上唯一在玉器上留下名款的玉匠，所制玉器称“子冈玉”，虽区区工匠却“名闻朝野”，堪与同时代唐伯虎的仕女画并驾齐驱。
明末散文家张岱在《陶庵梦忆》“吴中绝技”中说，“陆子冈之治玉，鲍天成之治犀，周柱之治镶嵌，赵良璧之治梳，朱碧山之治金银，马勋、荷叶李之治扇，张寄修之治琴，范昆白之治三弦子，俱可上下百年保无敌手。”陆子冈是排在第一位的，可见他的影响之深广。
据传，陆子冈所创“子冈牌”，将诗、书、画、印融入，并运用高超的技法将形式和内容结合得精妙无比，引领了当时玉牌创作的潮流。陆子冈的作品都有刻款，凡有“子冈”刻款的玉器往往身价倍增，因此后世效仿者众，并且从明代一直延续到清代。
清乾隆 青玉白菜式花插
明末至清代中期，全国三大琢玉中心北京、苏州、扬州，要数苏州最为突出。康熙至乾隆朝，苏州玉匠的技艺可直达宫廷。据有关史料记载，康熙时期就有苏州玉匠入宫应差，至乾隆时期供职于造办处玉作的苏州玉匠达工匠总数的一半以上。其时苏州织造承做宫廷的玉器总量位于“八处”（苏州织造、两淮盐政、长芦盐政、江宁织造、杭州织造、淮安关、九江关、凤阳关）之首，品类有陈设类 、实用类、册宝类、宗教类、文玩类、仿古类等。
“雍正时期内廷的雕刻工匠绝大多数来自苏州，雕刻范围包括竹木牙角、玉石、砚等。”“诸如玉匠姚宗仁、都志通、韩士良，砚匠顾继臣等。”乾隆时期进入宫廷的苏州玉匠更多，据郭福祥先生在《档案所见乾隆时期宫廷里的苏州玉工传略》一文中统计 ：“见于记载的（苏州玉工）在乾隆一朝共有 18 批次近 40 人， 而实际征调的批次和人数肯定比这还要多，是相当可观的。其中能够考见姓名者多达 27 人。”
清代苏作莲花纹玉香囊
乾隆时期被选送到造办处的苏州玉匠成为宫廷玉器制作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起到了以乾隆帝为代表的宫廷审美和民间制玉技术的桥梁纽带作用。
苏州玉匠通过日常活动将苏州成熟的制玉技术渗透到宫廷，甚至是乾隆皇帝本人，并通过有组织地为宫廷进行技术培训，为造办处玉器制作提供了技术保障。
乾隆十八年（1753年），乾隆帝在鉴赏一件白玉双婴耳杯时产生疑问，遂召苏州玉匠姚宗仁进行咨询，姚一眼就看出是其祖父所制，并详解作伪方法，乾隆帝方知其中蹊跷，还特意写了一篇《玉杯记》记录此事。
苏州玉匠平七是镟玉高手，约在乾隆四十四年至四十五年（1779-1780）至宫廷如意馆传授镟玉技术。所谓镟玉是将玉器如碗、盘、杯、花插、笔筒等做成中空容器的关键技术。平七不仅为宫廷匠役培训镟玉技术，还按照他提出的要求置办了一整套特殊工具，对宫中后来的镟玉技术、材料采用、工具使用等都产生了直接影响。
在玉器的创新上，苏州玉匠也发挥了引领作用。如“桐荫仕女图”即是代表，其原料本是玉工在大料上取碗料时剩下的小料，苏州玉工很巧妙地将碗穴做成两扇错开的月亮门，一名仕女立于树荫下，推门翘首向外观望，可谓匠心独具。
器物完成后，乾隆帝非常高兴，欣然题诗 ：“相材取碗料，就质琢图形。剩水残山境，桐簷蕉轴庭。女郎相顾问，匠氏运心灵。义重无弃物，赢他泣楚廷。” 并令工匠把此诗刻在山子的底部，末署“乾隆癸巳新秋御题”及“乾”、“隆”印各一。旁又撰文记之 ：“和阗贡玉，规其中作碗，吴工就余材琢成是图。既无弃物，且仍完璞玉。御识。”
明清时期的苏作玉雕对相关地区玉雕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从历史的角度看，全国的主要流派北京、扬州、苏州等，其根基都在苏州。北京玉雕早期是从苏州玉雕发展而来的。乾隆时期，如意馆里的玉匠多数是从苏州抽调过去的。
之后几位皇帝包括嘉庆、道光、咸丰对玉器都没有什么兴趣，遂将“如意馆”的玉匠遣散。这些苏州玉匠已在北京许多年，他们及其徒子徒孙就集聚在前门一带，后来逐步发展成玉器一条街。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北京实施公私合营时将这些作坊集中起来成立了北京玉器厂，京派玉雕的风格也就此形成。扬州玉雕也是一样。扬州地处长江之北，临近京杭大运河。
从乾隆二十九年开始，大量的和田玉山料被运到北京，乾隆皇帝命内务府画样之后要运往苏州雕刻，但由于船只负重很大，过长江十分不便，便将山料卸到了江北的扬州，而后再从苏州抽调玉工到扬州雕刻。从以上两个例子可以看出，苏州玉雕在中国玉雕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吴大澂收藏的部分古玉（加拿大安大略博物馆藏）
苏州对古玉的研究也卓有成效。苏州有一位很有名的收藏家吴大澂，吴县人，生于清道光年间（1835年），卒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同治十年（1871年）中进士，曾授翰林院编修。他精通金石文字，喜好收藏古董，他的著作《古玉图考》收录了220余件玉器，第一次将实物与文献相验证，开创了一条较为科学的研究之路，是一部划时代的经典之作。该书于光绪十五年（1889年）出版后被翻译成世界各主要语言，成为外国人研究中国玉器的入门书籍，日本、美国和欧洲的一些学者深受其影响，时至今日，仍有相当多的学者在沿用吴大澂的学说，可见其影响深远。
杨曦 和田白玉籽料“秋语江南“系列之一
当今苏作玉雕对长江三角洲地区以致全国玉雕业具有辐射力和带动力。
20世纪末21世纪初，借助得天独厚的地域优势，苏州玉雕业快速发展，在产业规模、技艺优势、人才集聚和市场环境等方面领先于全国同行业。由此也吸引了来自全国各个玉雕产地和玉雕制作基地的从业者和创业者，他们长期在苏州生活，一方面在深入体悟苏式生活，深切感受苏州文化，潜心学习苏作玉雕的同时也丰富了苏州玉雕的品类、形式和题材内容，另一方面他们又将苏州玉雕精于用料、构思巧妙、琢磨细致、富有创造性的特色和风格带到各自家乡，扩大了苏州玉雕对其他地区玉雕业的影响带动作用。
尤其是2008年以后每年举办的“子冈杯”玉石雕精品展，对传统苏州玉雕的传承、创新和发展发挥了很大的促进和引领作用，使当今苏州玉雕业呈现出承前启后、不拘一格的创作新理念和风格各异、争奇斗艳的新现象，体现出新时代苏州玉雕“新、精、灵、巧”的地域特色和艺术风格，还波及海外，除每年有几十位外国玉雕家携自己的作品来苏参加“子冈杯”展览交流外，苏州玉雕还多次走出国门，如苏州三位玉雕大师的五件作品被大英博物馆收藏，杨曦的白玉“秋语江南”，俞挺的碧玉“薄胎茶壶”，马洪伟的青玉“角”以及后来入选的“双羊尊”等收藏于大英博物馆Alleyne玉器馆。杨曦的另一件作品《莲相》，因其创作语言的当代特性，陈列在大英博物馆的 Joseph Hotung亚洲艺术主题馆的21世纪展区，与中国当代艺术品陶器、漆器及不锈钢制品等一起陈列展出。
大英博物馆出具的收藏函写道：“我们非常荣幸在馆内第一次展出生活在21世纪的雕刻大师们的玉雕作品。这些当代玉雕告诉我们在今时今日的中国，玉器依然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马洪伟 墨玉”双羊尊“
苏作玉雕充分展现出江南民众的卓越才能和艺术创造力，闪耀着中华民族文明发展的光辉，因此，传承传播苏作玉雕技艺，彰扬其文化精神，展现其时代价值，对增强民众的文化归属感、获得感和幸福感，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需要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来源：苏州市玉石雕刻行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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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张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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